摘要: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社会科学于19世纪下半叶确立为一门学科，有成熟的研究框架。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不同，它处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三重转型期，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使中国社会学家的工作陷入一种基本困境。本文在详细论述“三重转型期”的过程中，整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和理解框架，提出研究中国“三重转型期”应该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社会科学解释方法。

　　关键词:转型期;中国社会;社会科学研究

　　一、本文使用的“社会科学”，仅指在西方学术传统或者西方思想传统中，19世纪下半叶以来确立的一门学科。在19世纪中期之前，这门学科并不存在。这一事实，可以参阅沃勒斯坦的考证。所以说1850年之前，在西方是没有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家们研究社会现象，那当然自古就有。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在19世纪中期以前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学家的工作。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称为“第一种叙事”;人文学研究，我们称为“第二种叙事”。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社会有了更多的资源，可以在大学里养活一批专门研究社会现象的学者，他们不需要从事诸如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也不需要讲授拉丁文和希腊文这样的课程。我们参考配第的著作，或许最初这些学者是为国王税收服务的人口统计学家。后来，他们开始有系统地研究“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为诸如保险公司这样的商业机构服务。事实上，耶鲁大学的希勒教授曾指出，最早的保险业广告出现于罗马帝国晚期。当然，在人类社会中，赌博的出现比保险业更早，例如出现在古代埃及。为了赌博，印度的学者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知识，很早就有了相当重要的进展。大约在中世纪晚期，这些知识由阿拉伯学者介绍给西方学者。这样，西方社会从人口学开始，逐渐地有了一门被称为“社会学”的学科。大凡社会现象，都属于早期社会学研究的范围，在孔德的时期仍是这样。中国洋务运动以后，同文馆演变为大学堂，讲授西学。1900年以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商学，明显地不同于人类学和社会学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演变，大致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总之，各种源流，因缘际会，形成了19世纪后期的社会科学。

　　中国社会科学是洋务运动之后引进的西学，它至今仍是一种西学。虽然，我们正在努力让它有本土传统。

　　概括了我们社会科学家的工作。首先，我们研究行为，而不是研究一般的社会现象。更确切地说，我们研究具有社会性的个体行为。其次，它应试图为观察到的行为提供解释。当然，这种解释需要基于科学方法，从而在其他的社会科学家看来具有一定的说服力。这样的解释，简单地说，就是令人信服的解释。举例来说，如果有一个学生在课堂里坐着但入睡了，我们怎样解释他的行为呢?首先，如果这是偶发性的现象，社会科学家不必提供解释。因为社会科学家提供的解释，需要符合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的方法中，最重要的是统计学。有了统计学，社会科学解释就变得很不同于弗洛伊德在《释梦》里提供的那些解释了。那么，释梦的弗洛伊德，他算是社会科学家吗?社会科学家不试图解释某一个人的偶发行为，而是试图解释大量的人的某一行为或一个人的大量行为，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得到统计显著的结论。所以，我们假设这名学生“统计显著地”多次在课堂里睡觉。当然，老师们可以想象一些相互竞争的解释。第一个解释是，老师讲课“太催眠了”。另一个解释是，这名学生没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当社会科学家面对相互竞争的解释时，他们会进一步收集数据，希望找到最令人信服的解释。解释本身产生了大量的论文，但我们不能过度地解释。所以说，社会科学家试图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convincinginterpretation)。谁信服呢?就是被认为是在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群体。解释本身需要一个学术传统，在传统之内，解释具有说服力。根据哈耶克的见解，个体行为有三个层次的传统:第一个层次是“个人经历”或“个人史”，这可以称为“个体传统”。最近十几年，在经济学领域，关于“幸福”的研究，有了大量基于个人经历的幸福感问卷调查。经济学家当然重视幸福感，因为这是“效用”或“偏好”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之上，才有经济分析。当代的研究，有学科交叉的趋势。经济学方法影响了其它学科的研究，同时，例如在幸福感的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借鉴了社会学的方法。第二个层次是“社会文化”传统。经济学家愿意在这一层次进行观察和研究，因为他们在这一层次可以有统计数据和抽样调查数据。现在我们讨论个体行为的第三个解释层次，我们试图界定一种比个人经历更深、影响更广泛的因素集合。然后通过数学模型或逻辑推演，得到一些可检验的命题。马歇尔在撰写《经济学原理》时确实设想过在生物学视角下建构经济学原理，大约在仔细权衡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设想。总之，个体行为的最深层传统，是动物学和生物学的传统。

　　西方社会科学工作流程的构想，源于哈耶克。他在年轻时写了一本书，是关于“元心理学”的著作———《感觉的秩序》，这部作品至今仍无中译本。哈耶克刻画了人类行为的三个层次或三个层次的传统:个人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生物学的种群传统。今天，我们社会科学家的工作方式，大致可以容纳在哈耶克提出的这一理解框架之内。当我们为某一类行为提供解释的时候，我们在图1的右侧和左侧之间往复运动。

　　首先，我们在右侧的三个层次中寻求导致了我们观察到的那一类行为的理由。所以，右侧形如金字塔，最表层是个体行为，逐渐向深层探究，就是前文述及的三层传统。然后，我们带着在右侧得到的初步印象返回左侧，处理我们观察和收集的数据。如果数据处理结果不能令人信服，我们就再次返回右侧。这样往复运动多次之后，或迟或早，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合理的并且令人信服的解释。

　　我们对现象的解释，可以基于数学模型，也可以不基于数学模型，例如，基于一些“故事”或一些“案例”。社会科学家不必是经济学家。问题的关键在于，解释是否令人信服。令人信服的解释，成为学术传统的一部分，被称为“传统叙事”。作为社会科学家，我们需要系统地观测并收集数据来检验这些解释。这是社会科学和例如文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例如，我们很少能够检验一部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但是我们能够检验一个社会科学理论的真实性。

　　二、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笔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见解，笔者称之为“中国社会三重转型期”假设

　　所谓“三重转型”指的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转型。在图1中，我们看到第二层次的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它的影响比个人经历深远得多。也因此，它很难界定。例如，“文化”的定义就过于纷乱，以致于目前还没有可信的统计方法。按照钱穆先生的阐述，“文化”不同于“文明”，前者偏重精神而后者偏重物质。我们说的文化的转型，主要是指情感方式随着生活方式的迅速改变而发生了虽不迅速但十分显著的改变。情感方式的可观测的方面，例如核心价值观，在以往30年里，当然有了显著的改变。根据许多人在中国的观察和感受，与西方人的核心价值观相对缓慢的改变相比，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改变剧烈。其实，在东亚各国，例如日本和韩国，都发生过这样的核心价值观的转型。统计指标显示，当时日本和韩国的离婚率和自杀率都显著地上升，与中国的情形一样。核心价值观的改变，直接影响了行为主体应付生活压力的方式。每个人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危机，怎样应付危机取决于核心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自杀，当然是一种选择。不自杀而去杀人，这也是一种选择。在文化转型剧烈的时期，大部分人可能完全没有稳定的价值观，也就是说，他们的价值观很难确立为核心的，似乎都正确，而且，关键是，似乎都可以成为“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如果一个人的心理结构不能足够地稳定，那么，遇到危机，就很容易有“极端反应”。在大学里，最近10年，年轻人的自杀案件相当频繁。为什么呢?从经济学角度推测就是活着不如死去。

　　为什么呢?生活压力很大，难以承受。为什么生活压力很大就难以承受呢?最终，一个人应付生活危机的最终根基，是他的心理能力，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情感方式，而情感方式与核心价值密切相关。

　　文化转型期可以很漫长，例如中国的这一次文化转型，有些学者认为是从宋明开始的。那时，儒家传统遇到晋唐时期在中国就已生根的佛家传统的严重挑战，于是有“新儒学”的兴起。多数学者相信，这一次文化转型期从清末开始，是一种合适的判断。例如，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铭文提到以往一百五十多年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志士仁人。以清末为开始，这一次文化转型大约何时结束?很难预测。历史从来不是决定论的，当然也不是完全随机的。武断地预测，一个持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它的一次转型期，大约要占用数百年的时间吧。在社会仿真的研究中，我们通常假设每一个社会稳态的破坏和形成新的稳态，这段转型的时间长度，大约是稳态时间的长度的1/10。中华文明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1/10就是500年。清末至今，大约百年，那么，还有400年的路要走。当然，不必是500年，也可能300年就基本结束。我们关心的问题，不是猜想，而是推测未来中国文化可能是怎样的，例如，西方文化的哪些要素可能融入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哪些要素是不可能被改变的。求解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很艰苦的工作，而且是跨学科的研究工作。

　　与文化相比，政治和经济的转型期可能更容易研究，这也是本文要解释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困境的主要方面。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不用考虑中国的社会转型问题，西方过去150年的社会形态虽然有重要的革命和战争，但基本上是稳定运行的，或者说相对于中国社会而言比较稳定。把中国社会过去150年发生的事情与西方比如说欧洲和北美社会在过去150年发生的事情做粗略对比，你会发现，西方社会发展的比较平稳，而中国社会则是在一种激烈的撞击当中。也就是说，在图1的个人经历下面的层次———社会文化传统这一层次，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或者说单位时间内的改变比较大。比如说，10年之内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幅度，在西方社会可能需要经历两代或三代人的时间。

　　大约在1980年代后期，中国的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感觉到，完全照搬图1所示的西方社会科学工作流程，是行不通的。到了1990年代后期，最先回国的一批经济学家提出来应该要有“中国经济学”或者“经济学中国学派”。因为，中国经济在我们感觉中确实与西方老师们研究的西方经济很不一样。

　　在三重转型当中，经济的转型可以说是最为迅速的了。大家有目共睹，以往30年，我们经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实，政治的转型也一直在进行，只是比经济转型更曲折而已。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这一次政治转型期的最重要事件。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辛亥之后的军阀混战，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国际格局的演变，以及1949年以来国内格局的演变———政治的转型始终比较艰难，所以曲折也多。

　　以上所述，只是描述性的，不是理论概括，当然也就不能视为“中国的社会科学”。我们感受到的上述三个转型期，与我们这两代中国人的经历恰好重合。你们可以浏览世界地图，不难看到，同时经历这样的三重转型期的国家，在地图上只能找到一个和中国情形相近但国土范围很小以致不能相提并论的国家。

　　借用数学语言，社会从一个稳态过渡到另一个稳态，我们称为“转型期”(TransitionalPhase)。

　　现在，我们的基本问题是，对处于上述三重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新的稳态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完全不清楚，凭感觉那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想象不出来，所以只能推测，转型期需要至少300年。

　　300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将会是什么形态?2003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模式很可能是“市场导向的”。但是今天再看这一预期，笔者感觉很悲观。一方面是政治模式的转换，我们知道，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模式，在西方各国，称为“民主政治”。

　　并不是任何政治体制都可称为民主的，因为民主政治要求一套核心的程序，例如代议制和多党竞争的竞选过程，这是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的两个显著特征。关键问题是，如果300年转型期的结局完全无法想象，那么，民主政治当真是正确的选择吗?另一方面，即便我们都相信民主政治是正确的选择，那么，2000年以来的中国政治格局演变，以及由此展望未来，是令人悲观的。换句话说，民主政治似乎越来越不是中国社会的演变路径了。不论如何，30年前，我们没有想清楚，现在似乎越来越想不清楚，这就是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家面临的基本困境。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建构经济模型的时候，假如旧的稳态被打破了，而新的稳态甚至无法描述，那么可以想象，人们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就会有很高的不确定性，至少比稳态的社会高很多。经济学的术语，就是折现率很高。也就是说，未来的钱，贴现到今天，其实不值钱。我们知道，高折现率的行为和低折现率的行为有显著差异，尤其是存量的经济决策。存量，不是流量。我们吃一顿饭，或出去旅游，这是流量的问题。投资或安排自己的人生目标，这是存量问题。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基础设施，也是存量问题。中国的建设，只要涉及5年以上的投资，几乎没有一项是高质量的，因为折旧率太高。

　　所以，对中国大众而言，在转型期，5年内的事情可以谈，5年后的事情不值得去讨论。因为是个问号，谁都想不清楚。这样一个描述，它没有提供任何解释，当然不是令人满意的。但是，根据这一描述，我们可以将发生在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行为看做是基于高折现率的行为。其中，当然包括常见的欺骗行为和官员的腐败行为。注意，高折现率是描述而不是社会科学解释。笔者在香港大学教书的时候，同事里有几位白人教员，他们经常问我:中国人的行为究竟在哪些方面不同于西方人呢?笔者说“裙带关系”是否中国特色?他们说不是，因为西方人也常利用“in-laws”(因婚姻关系而有的亲戚)这样的关系。假如你寻找的是令人信服的描述，那么你必须定量地估算“关系”在西方和在中国经济生活里的强度或广度，然后，你可以对西方同事指出，你们看，这一参量在西方是A，在中国是B。如果A和B有显著差异，那么，你的描述在学术上就是令人信服的。余下的工作，就是为这一描述提供合理解释。科学工作，首先是将一个诸如“关系”这样的观念，赋予结构，于是它就成为一个概念。其次，将概念置于现实情境内，寻求可观测的指标，于是你就将一个概念变成了可操作的概念。只有在可操作概念的基础上，你的研究才可能是科学的。

　　通常，在一个稳态社会里，折现率是2%或者更低。在中国目前的转型期，诸如房地产开发这样的投资，如果年均回报率低于25%，就可以认为是很不合算的。浙江的民间金融，你去贷款，年利率不能低于25%，通常是30%或更高。这些都是现象，你描述这些现象，你同时还应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高的折现率?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折现率这样高?笔者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说，是行为短期化的倾向导致了高折现率。那么，首先，这是教科书式的循环阐释，不是科学解释，它是同义反复。如果说，是高折现率导致了行为短期化，也是同样正确的陈述。科学解释，不是循环解释，而是基于真实因果关系的解释。这就要求我们深入探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转型问题，根据例如“三重转型期”这样的假说，建构一些模型，然后推演得到诸如“折现率很高”这样的可检验命题。这件工作笔者无能为力，而且笔者认为没有人能完成这件工作。原因就是，我们中国社会从旧的稳态转向一个新的稳态，这个新的稳态完全想不清楚。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折现率的争论中，贝克尔曾指出，只要你投入足够多的时间去考虑未来，未来就可以被你想清楚。至少，你认为想得比以往更清楚了。贝克尔的意思是，关于未来的想象，是一项人力资本投资，任何人，在这一项人力资本上的投资越大，他能够得到的资本存量就越大。资本存量，在这里就是关于未来的判断能力。现代社会，有一些人被称为“未来学家”。为什么呢?因为既然我们在关于未来的想象和判断方面有需求，根据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原理，我们就可以请专家替我们想象未来，甚至请专家为我们提供关于未来的判断。

　　总之，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长度，经济的转型大概需要30—50年，而文化的转型大概需要300—500年。即便经济的30年转型期，究竟中国人的经济行为与西方稳态社会的人的经济行为有什么样的实质差异，我们尚且无法说清。那么，政治的和文化的转型期及其特征，想必就更难说清楚了。

　　就笔者理解而言，中国经济的转型期，根本就是要回答笔者称之为“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这样一个问题。它可以表述为:一个社会如何能在两代人或三代人的时间里，把过剩劳动力尽可能多地转换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

　　首先，“发展”不同于“增长”。我们观察一个经济，如果单纯观察它的产出量，就称为“增长”。如果不仅观察产出量而且也观察产出结构和投入结构以及引致结构变化的更深层的原因，那么我们所见，就可称为“发展”。其次，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说，任何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发展经济学是194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经济学分支，它的现实问题主要来自战后民族独立各国(后来被统称为“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问题。地球上的人群，长期而言并没有所谓“发展问题”。对人口而言，长期是指百年以上的时期。数据显示，地球上的人口增长率，在最近一万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在零增长率的附近波动，平均起来就是零增长率。不过，围绕零增长率的波动，表现为极高的出生率和极高的死亡率，二者相互抵消。有据可查的出生率是平均每名女性在生育年龄总共生育15—16个孩子，这样高的生育率，被认为是人类生育率的生理极限(fecundity)。生出来的孩子，大多数都在成人之前死去了，平均而言，每名女性只有不到3个孩子可能生存到生育年龄。再向前追溯，大约有过许多这样的以“一万年”为单位的漫长的人口稳态时期，在这些稳态时期，是人口转型期或过渡期，主要由知识和技术的缓慢积累引发。例如，大约250万年前，被认为是我们现代智人的直系先祖———“能人”，掌握了打磨石器的技术。大约150万年前，他们又逐渐掌握了火种保存的技术。这两次重要的技术进步，显然有利于养活更多的人口。所以，我们能够推测，那时，旧的人口稳态瓦解，转型到一个新的人口稳态。最近的一次转型期，现代智人，从狩猎与根块采集时代转入农耕时代，这当然是一次技术飞跃，结果是人口数量和密度都有了显著增加。然后，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细节，就可观察到，在每一个稳态时期里，其实还有许多更短的过渡期和稳态期。例如，我们知道，欧洲人口经历过黑死病的毁灭性打击，死亡率不是以50‰这样的比率计算，而是所谓“人口减半”———根据保守的估计，欧洲人口在最近的一次50年的黑死病时期，减少了大约2/5。秦汉以后的中国人口，也经历过几次毁灭性打击，也有“人口减半”的记载。

　　每一次这样重大的事变，都会引发激烈的制度变迁，以及相应地改变人类的生育行为。最近的这一次改变，被称为“人口生育率迁移”(DemographicTransition)，普遍见于欧洲人口和亚非拉美各国人口。具体而言，一方面，人口的出生率仍维持在高水平的稳态时期;另一方面，人口的死亡率，因为公共卫生条件的逐渐改善，例如，城市饮用水的洁净程度增加或城市排污系统的建设，都可以极大减少如霍乱这样的传染病的爆发概率，总之，人口的死亡率开始显著下降。人口统计学显示，决定出生率的最重要因素，按照重要性排序，首先是母亲的教育程度(注意不是父亲的)，其次是生育控制技术的普及程度，最后，才是人均收入。我们知道，在世界各国，女性教育的普及是相当晚近的事情。

　　所以，在各国都发生了人口生育率迁移现象:因为死亡率显著降低而出生率并不随之降低，故而有大批的“过剩人口”。这一过程通常要持续两代或三代人的时间，也就是半个世纪左右，然后，出生率开始下降到接近死亡率的水平，于是，人口再次进入稳态。在半个世纪里，每年都有大批的过剩人口，资源有限，怎么养活这些人口呢?这就是“发展问题”的由来，因为要养活这些“多余”的人口，所以必须开发新的资源。农业社会，土地是有限的，于是这些多余人口就会转移到工业部门，于是有“工业化”过程。最初，这一过程发生在欧洲。那时，欧洲的人口生育率迁移产生了大批“过剩人口”，不过，这一时期恰好对应着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并移民美洲的时期，所以，人口压力被释放出去了。亚非拉美各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进入人口生育率迁移时期的，不要说新大陆，就是旧有土地也差不多都耗尽了。所以，发展经济学家在这些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尽快地将这些过剩人口转化为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为什么要尽快呢?因为过剩人口迁移结束的时候，如果过剩人口仍然是“过剩的”，那么，社会将充斥着老龄的过剩人口———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重越来越低，那时，平均的生活水平就会陷入严重的困境。对市场经济学家而言，原本没有任何人口可以是“过剩的”。因为，失业的人愿意接受更低工资，于是就有了就业机会。不过，这一见解只适用于工业社会，未必适用于农业社会。所以，经济发展通常也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期。这就是我们中国经济目前的情形，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型期。

　　大约在2013年，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转移就会结束，那时，我们的“人口红利”将转换成人口的“黑利”。也就是说，老龄化将日益拖低我们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这一老龄化过程，大致将在2050年进入人口稳态期。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2050年，你希望你的后代达到什么样的生活水平?我们最乐观的估计是，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相当于韩国人在那时的1/2，或者相当于日本人在那时的1/3。注意，这是最乐观的估计。

　　以上介绍的，只是中国的三重转型期当中的经济转型期。中国以外，全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三重转型期。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社会科学家面对的问题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本困境也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我们需要解释的不仅是其他转型期社会的人类行为，而且是处于三重转型期的人类行为。

　　三、笔者在1993年前后就提出“重建或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传统”。当时在北京的知识分子，有一个跨学科的非官方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我们在这份期刊上集中讨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问题。

　　基于上述的中国社会科学基本困境，我们似乎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关于研究方法的共识:中国的社会科学不应仅仅是逻辑或静态的。如图3所示，它的右边是我们从西方老师那里学到的社会科学方法。我们接受的西方学术训练让我们习惯于假设这个世界是稳定的。在这一假设下，我们若要寻找例如两类现象之间的关系，相对而言就比较容易。因为其它可变因素都被这一假设忽略了，这就是我们经济学家常说的“其它事情保持不变”，在这一假设下，可以有马歇尔的局部均衡分析，这就是静态的或逻辑的分析框架。西方的社会科学研究框架(图3右边)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结构”，它要求我们将观念转为带有结构的概念。第二个特征是“静态”，例如基于概念可以建构一些数学模型，由此就可推演出一些能够用数据或现实案例加以检验的命题。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实证科学的目标，我们需要第三个特征，就是“分析”。也就是运用演绎方法，从概念演绎出数学模型，再演绎出可检验的命题。

　　但是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传统内，还有一个潜流，存在了至少150年的时间，就是所谓“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解释框架，与逻辑的解释框架恰成互补，从而使西方学术传统获得很强烈的内在紧张，也因内在紧张而获得了强烈的生命力。黑格尔充分注意到历史的与逻辑的这两方面解释的互补性，故而指出精神发展的归宿是“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换句话说，黑格尔想象中的人类科学，将会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一目标的实现，当然是非常艰难甚至不可能的。不过，包括“东西文化交汇和互补”在内的种种重要迹象表明，我们人类确实在朝着这一目标发展。

　　在历史的解释框架里，最重要的是情感(第一个特征)。我们解读历史的时候，借用韦伯的术语，应学会“同情地理解”。这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训练，就是将一位作者置于他最初出现的那些历史情境里，试图以他的情感来看待他所处的世界，从而以他的视角来解读他所写的文字。当然，这里需要警惕的，是“过度阐释”。毕竟，世界是由复数的人类构成的，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它简化为一个人的世界。“同情地理解”，用斯密的术语，也可以将这一术语翻译为“有同情心的公正旁观者”这一假设。例如，我们周围为什么会有如此普遍的贪污腐败行为?因为它符合个体理性。如果折现率极高，如果理性个体只愿意考虑5年之内的行为及回报，为什么他不参与贪污腐败呢?当然，我们需要解释的，是折现率为何如此高。如前所述，我们需要探讨更深层次的传统，例如社会文化的传统，甚至生物和族群的传统。在这两个层次，传统的影响力，首先涉及行为主体的情感方式。有人或许认为历史和情感没什么关系?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任何一部人类历史，或哺乳动物的历史，可以说，几乎完全是围绕着情感方式展开的。

　　历史的解释框架内的第二个特征是“动态”，这是相对于逻辑的解释框架的“静态”特征而言的。其实，“结构”，就可以说是静态的。但为论证结构与静态的类同性，笔者需要更多的时间。故而，与“结构”相对而言，笔者用了“情感”。与“静态”相对而言，笔者用了“动态”。当然，你们或许要追问，难道情感和动态是类同的吗?为论证这一类同性，笔者同样需要更多的时间。你们可以参考柏格森的著作，他对情感的动态性质有格外精彩的论述。

　　物理学的时间不是动态的，因为它可逆。韦伯说过，历史学的时间，是不可逆的。历史不能重演，但物理学时间，你只要沿着确定性系统的微分方程的解，用时间的负值代替正值，就可以返回系统经历过的任何一点。前提是，如物理学通常假设的那样，汉密尔顿系统有唯一的解。所以，我们认可普里戈金的见解:物理时间不是真正的时间，真正的时间是历史的时间。人类社会或者个体行为，总是沿着历史时间演变的。没有哪一个社会或个体行为能够沿着物理时间演变，这就是左边“动态”的含义。

　　历史的解释框架内的第三个特征，也是与逻辑的解释框架的第三个特征相对立而言，就是“归纳”。这里所说的“归纳”，是相对于“分析”而言的。而笔者所说的“分析”，就是康德在《逻辑学》或《纯粹理性批判》里所说的“分析”。也就是说，“分析”是从一些初始概念里面推演出概念原本就蕴涵着的内容。分析的命题，这是康德的见解，不必借助经验就可表明自己的正确性，在这一意义上，它们是“先验的”。与“分析”相对而言的，是“归纳”，它必须借助经验才可完成。在康德意义上说，归纳的命题，首先是“经验的”。其次，我们运用归纳方法，是为了获得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些概念或命题。在这一意义上，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或命题，被称为是“综合的”。例如，我们从历史阅读中可以获得某一印象，认为四川和湖南的中国人比其它地区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革命。

　　于是，这样的印象可被表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凡四川省和湖南省的中国人，必定比其它地方的中国人更适合于革命运动。又于是，革命党人可能凭借这一命题制订一套革命方针，例如，率先在四川和湖南两省组织和发动革命，成功之后，革命运动当可延至全国。我们说，这样的命题不能先天成立，因为它们的真确性需要有后天的足够多事实的支持，故而，统称为“后天综合命题”。康德相信，作为对比，还应当存在一些“先天综合命题”。他找到的例子是数学概念和命题。不过，经济学家海撒尼批评康德，说他的想象有误。海撒尼相信，数学概念和命题是后天综合的。

　　那么，在历史的解释框架内，是否可以有“分析”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分析”(Analysis)的意思是从原始概念经过逻辑演绎呈现出概念蕴涵的全部可能命题。也许因此，我们很少见到“历史分析”这样的短语。相对而言，经常见到“数学分析”这样的短语。在历史解释中，我们最常使用的方法是归纳法。浏览历史，不论那是“大历史”还是“断代史”的某些细节，总之，时间久了总会有一些心得。如果这些心得可以表述为命题，这些命题就是我们在阅读历史时反复想到的一些重要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运用归纳方法得到的命题。

　　中国的社会科学家，相当普遍地意识到诸如图3这样的理解框架，对于解释中国社会现象是必要的。换句话说，若要解释转型期中国的个体行为和社会现象，我们需要的是图3的全部而不能仅仅是它的左边或者右边。那些仅限于用图3的右边来解释中国现象的学者，或是“隔靴搔痒”，或是“食洋不化”。这也可以理解，他们从西方老师那里学习回来，试图将中国的一切现象装在西方学术的框架里。在胡适那个时代，这样的学术就已遭遇了广泛的批评。另一方面，那些完全沉浸在图3左边的解释框架里的学者，常被“海归”的学院派学者称为“土鳖”。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完全不了解在西方或在中国之外以往一百多年学术思想的进展。于是，他们“闭门造车”并希望由此建构的理论能够“出门合辙”。结果是可以想象的，他们极少能够提出令人信服的社会科学理论。所以，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现状是，以“海归”为一方面，主导了今天的学院。以“土鳖”为另一方面，主导了今天学院派以外的民间学术。民间有很多这样的“在野”学者，他们主要依靠自学成才或尚未成才。

　　虽然，他们根据左边提出的中国现象的解释，具有某种“天然的正确性”。但是，毕竟，这样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因为，“令人信服”这一短语，它要求的是在学术共同体内部那些受过社会科学训练的学者的多数都相信的解释。今天我们讲的“社会科学”，它是西方的，是西方社会科学共同体在以往一百多年里，基于西方以往数千年的叙事，逐渐确立的一个学术传统。而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既然是在社会科学传统之内从事研究，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

　　事实上，从1850—1950年大约100年的时间里，西方多数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仅用了右边的理解框架。到了晚近几十年，情况逐渐有了改变。他们不仅用右边而且努力用左边的理解框架来解释中国社会现象，只有这样的学者，才被认为是正宗的“中国学者”。这就是当代西方的汉学家，一方面他们努力要以中国人的视角，甚至努力要以中国人的情感来看待和理解中国人的世界。

　　另一方面，在我们的国学传统内，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多数学者仅仅用左边来解释世界。不过，处于文化转型期的学者，有很多是最伟大的学者，他们试图以左边和右边两方面的视角来理解世界。

　　其实，隐含着中国社会科学家的基本困境。一方面，我们更相信图3左边的解释框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用右边的解释框架来表达我们的社会科学见解。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按照西方社会科学的标准表达自己，才是令人信服的呢?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笔者倾向于将这类问题留给“后现代”学者去解决。或者，如果有更多时间，我们再探讨这类问题。

　　中央用了一个双箭头，意思是:中国社会科学，要求的是整合，也就是整合左边和右边，从而能够实现老黑格尔的想象: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追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也是中国社会科学家的比较优势。这是因为，西方思想传统，无论如何，在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主流传统，就是静态的和形而上学的。而中国的思想传统，在数千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着情感的和动态的主流特征。当代的情况是，与中国学术相比，由于西方文明是强势的，所以西方学术也是强势的。那些生活在强势学术传统里的西方学者，于是很少有激励到我们东方来探索情感的和动态的思维方式。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弱势学术传统里的学者呢?我们当然有强烈的动力去学习西方学术，然后还有无法推脱的责任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这两方面的冲动联合作用，产生了足够强烈的动力，让我们追求一种新的综合，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四、米塞斯(哈耶克的老师)———一位西方社会科学家的优秀代表，终其一生(在大多数时间里)，他是一位边缘人。在《经济学的最后基础》这部方法论专著里，他注意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

　　在中国大陆，因为奥地利学派被宣布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所以这本书在大半个世纪里是不能翻译出版的。现在由台湾夏道平先生翻译，你们会觉得不符合大陆汉语的习惯。

　　米塞斯指出，为了要成为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你必须通晓经济学以外诸如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这样的科学领域，还必须通晓诸如法学和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否则，你就会把行为科学与其它科学或学科的任务与方法“弄得混淆不清”。我们知道，凯恩斯在《马歇尔传》这篇文章里发表过类似的见解。他说，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不应仅仅懂得经济学，他还必须是一位数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学家，同时还必须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

　　米塞斯说，“经济学的研究，一再地被一个错误观念引入歧途。这个错误观念，就是认为经济学必须照其它科学的榜样来处理”。当时，他批评的很可能是德国历史学派。不过，今天，米塞斯的批评同样适用于那些努力要仿照物理学来处理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有些经济学家，因为见到物理学的巨大成功，于是受了诱惑，希望能够像牛顿那样来解释社会。因此，经济学被称为“社会物理学”。我们通晓其它的学科，是为了要研究“人类行为”(HumanAction)。夏道平先生将人类“行动”翻译为人类“行为”，还特别在译者前言里面解释了理由。其实，行动和行为，在英文里有极大的差异。HumanAction，笔者在行为经济学教室里从来没有论述过，只论述过HumanBehavior。

　　利奥·斯特劳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派的思想教父，在《古典政治哲学的兴起》这部作品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是“介于神和兽之间的存在”(weareinbetweenbeings)。介于什么之间呢?他说，betweenanimalandgod，介于兽和神之间。请注意这里，就引出了“行为”和“行动”这两个单词的极大差异。人类行为更接近神的部分，阿伦特称为“HumanAction”，而更接近兽的那部分，阿伦特称为“HumanBehavior”。

　　借助于斯特劳斯和阿伦特的阐释，我们可以说，“介于神和兽之间的存在”是米塞斯“人类行为”的出发点。

　　虽然米塞斯被称为“新康德主义”，但他的先验论和康德的先验论不同。米塞斯的先验论，是基于演化理论的先验论。他指出，行为主体或者人类行动的主体，他不能任意选择他关于世界的公理。

　　这就十分不同于康德所言的数学家。数学家可以任意选择公理体系，例如他们不选择欧氏几何学公理，因为他们可以选择非欧几何学公理。而人类则不能任意选择关于世界的公理，因为如果选择了不正确的公理，人类就会灭亡。所以，人类族群能够演化到今天，必定已经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具有足够多的真理性的关于世界的公理或假设。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米塞斯是一位演化生物学家。不过，米塞斯始终或大部分时间是西方主流学术和主流社会的边缘人。如果他曾经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主流的西方社会科学的解释框架，那么，我们可以推断，它应当是历史的或演化的框架。

　　经济学家是否提出过类似的解释框架呢?当然，时间上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就是张五常的老师艾智仁。他在1950年发表了《不确定性，演化与经济学》。笔者在行为经济学教室里，大约至少有三年，是引述了这篇文章的。

　　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凡勃伦———老制度学派的领袖，也设想过将生物学的演化视角引入经济学。

　　当然，马歇尔自己在《经济学原理》的开篇曾说过，他可以在达尔文的生物学视角下表述他的经济学原理，也可以在牛顿的力学视角下表述他的经济学原理。最终，他选择了力学视角，也就是静态的和逻辑的视角。

　　五、中国的社会科学家，承担着一项什么样的使命呢?笔者概括为:寻求“逻辑与历史统一”的社会科学解释框架。这当然很难，尤其对西方学者而言，最难。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与他们的西方老师相比，有更大的比较优势。笔者的意思其实是说，社会科学在西方和在东方的演化，历史地和逻辑地，将寻求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的这样一种社会科学解释框架的使命，交付给中国的或印度的或其它生活在东方文化传统里的社会科学家了。如果我们放弃这一使命，那么，将来或者例如在几百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可能嘲笑我们，嘲笑我们无能、缺乏勇气，或者对历史不负责任。

　　满足逻辑与历史统一性的社会科学解释框架，仍然要先回到逻辑的解释框架里。被观察到的行为，它的重要特征必须被抽象为一些“公理”，也就是右下角的那个集合A(Axiom)。但是，只有公理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满足于逻辑的解释框架，为了超越逻辑，为了融入历史，我们还需要左下角那个集合“情境”，记作集合S(Situation)。

　　我们解释任何一类行为，都需要有一组不同的情境假设。例如，解释你们这群人的行为，最常见的情境是“教室”或者“学校”。在学校这一情境里，你们的行为方式显著地不同于在例如“家庭”这一情境里的行为方式，或者在例如“法庭”这一情境里的行为方式，或者在例如“餐馆”这一情境里的行为方式。由于情境的不同，人类行为就有了很大的差异。大致上，我们假设可以写出一个包含了各种不同情境的集合。当然，在解释转型时期人类行为的时候，这个集合可能很庞大，因为存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例如贪污，那位贪污了数亿或数十亿元的铁道部长，他在家庭里可能是富于温情的，在部长级干部群体里他可能被普遍认为是一位“仗义的朋友”。对于下属，他可能表现出另一套行为模式。总之，可以概括地说:他的行为是“情境依赖的”。

　　我们解释转型期中国人的行为，同时需要左下角的集合(S)和右下角的集合(A)，它们代表了两套公理，右下角的集合是关于普遍人性的公理，左下角的集合是关于特殊情境的公理。关于普遍人性的公理，中西类同，例如，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人都有自利心，社会学家假设每一个人都有利他心。孟子假设“恻隐之心”，荀子假设“人性恶”，诸如此类。我们需要考察不同假设的行为学含义，并在不同的情境内检验它们的合理性。凡是人，就都有一些相对而言变化缓慢的价值观念。虽然人性本身也在变，但大致上我们可以假设它是不变的，是行为学模型的参量，不是变量。

　　关于情境的公理集合，可能因具体问题而变化，否则，这个集合包罗万象，就很难建构行为学的理论了。首先，我们需要一些符合中国历史和中国当代社会的常见的情境及其假设。注意，当我们列出一个常见情境时，它仅仅还是一个观念，例如，“谈恋爱”是可以想象的一个情境。但为了获得公理化的情境，我们必须赋予观念一些结构，于是就有“恋爱”和“谈恋爱”这两个结构，前者是名词，后者是动词。进一步，我们应界定“恋爱”这一观念的内部结构。例如，它是否必须有异性参与呢?是否必须是两个个体之间的情感交往呢?怎样从一般社会交往的行为里区分出“情感交往”呢?是否必须在进展到“幽会”的阶段时才有恋爱?如果不必如此，那么，是否包括“单相思”呢?

　　诸如此类复杂的情感问题，我们可以列举许多。对于我们要研究的行为，只要足够用，就可以了。其次，我们开始运用逻辑方法，以这两个公理集合A和S为前提，推演得到一些解释，就是可检验命题。

　　我们提供的社会科学解释(包括数学模型)应当与中国的数据相吻合。这样得到的解释，才可称为“中国社会科学解释”。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学术问题，今天笔者没有时间探讨。例如，凡涉及到具体情境的时候，如何以公理形式表述呢?可以想象，关于任何一类具体情境的公理都是缺乏普遍性的，否则，就不会有具体情境了。那么，在这一基础上建立的数学模型怎么能够推演出普遍性的命题呢?如果没有足够的普遍性，怎么能称为“理论”呢?一个仅仅描述特殊行为的数学模型能够提供的普遍主义解释，其实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当然，另一方面，一个普遍主义的数学模型，因为缺乏界定性，也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中国经济学家撰写的文章，大致可归入上述这两种类型。目前的情形是，诸如《经济问题》这样的期刊，更频繁地发表基于普遍主义数学模型的文章，而诸如《农村经济研究》这样的期刊则更频繁地发表基于案例研究的特殊主义的文章。

　　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里面讲过，知识可以有“真”，也可以有“通”，他追求的知识境界是“真且通”，如若真与通不能兼得，他宁可求其真。这里的真，按照金岳霖先生的解释，是“真正感”，而不是逻辑的真。“真正感”，我们仔细品味，三个字，每一个都很关键。首先，核心的是“正”，不是“邪”。你当然可以有真实的邪恶感，但那就不是真“正”感了。其次，就是这个“感”字，有所感，有所悟，有激情，有情感。这四个方面，密切相关。金先生用字极其考究，也因此，读他的文章，需要“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熊十力语)。金先生说的“通”，是逻辑的通顺与自洽。

　　知识若要令人信服，当然不能是自相矛盾的。你说你看到现在下雨并且现在没有下雨，你认为有谁会相信这样的陈述吗?不过，逻辑自洽的体系或数学模型，你可以制造无数个，原则上，你可以有的逻辑体系的数目是无限多的。金先生说，在情感上，他宁可求其真而不能为了逻辑的通顺而牺牲真正感。他讲这段话时的心情，真的需要我们细细的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