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社会科学;科学化;实证研究;社会技术;循证实践;循证医学

　　一、引言

　　理论与实践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分裂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与实践更多是统一的，理论就是最高的实践。到了后来，理论与实践逐渐分离开来，普适的理论与具体的实践两者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文艺复兴后，各门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将理论研究分成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以工程的形式将理论付诸实践，使实践成为了“理论的直接应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为统一理论与实践、缩短两者的距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但是，这种弱化实践智慧，将实践转换为理论应用的途径，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暂时地将理论与实践关联起来。自然科学主要与物打交道，理论与实践均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与规律性。

　　理论研究者生产知识与技术，实践者应用知识与技术，两者并行不悖，易于统一。在其他非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人文学科领域)，理论并没有那么容易转化为实践。如果将整个人类的学科体系主要划分为三大科学门类，即自然科学(主要包括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生理学、医学等)，社会科学(主要包括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军事学等)与人文学科(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并按其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时间顺序形成一个学科序列，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大致的规律，越是接近自然科学一端，理论(或研究)与实践越容易统一、实践越容易转化为理论的应用;越是接近人文学科一端，决定实践的不可控因素越多，理论(或研究)与实践的距离越远。

　　但是，在自然科学一统天下、科学精神成为主流的时代精神之后，所有学科均被成熟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所吸引，呈现出一定的“物理学崇拜”情结。它们开始向成熟的自然科学靠拢，试图使自己更为“科学化”，以享受成为一门真正“科学”所带来的光明前途与荣誉、地位。这一“科学化”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讲，本质上就是一个“自然科学化”的过程。它的实现主要划分为三个步骤:(1)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各门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中独立得较晚的科学，如生物学、医学等)效仿成熟的自然科学，在基础研究领域进行实证研究，以观察、调查、测量、实验等实证方法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这一轮“科学化”的结果是，很多的“学科”从哲学母体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世所公认的“科学”。(2)应用研究领域的“科学化”。各门学科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按照其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的顺序，逐渐实现应用研究领域的“技术化”，形成了所谓的“自然技术”或“社会技术”。(3)实践领域的“科学化”。将主要以常识、经验为指导的实践，转化为主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实践，最终形成了自然科学的“工程”与社会科学的“循证实践”。

　　二、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进路

　　(一)实证研究:基础研究的“科学化”

　　在物理学、化学等取得巨大成功后，它们成为了最早的效仿对象。比较早在基础研究领域开始“科学化”进程的学科是生物学(以至于它很快成为了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生物学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观察法、分类法、比较法等展开研究，基本上无法运用成熟自然科学标志性的实验法、数字量化等方法。直至17世纪左右，生物学才逐渐引入实验方法。比如，哈维进行了血液循环的实验，黑尔蒙特进行了桶插柳树实验。但那时的实验法仍然非常简单，没有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直至19世纪后，物理学、化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非常成熟，生物学才开始真正大批量地引进并使用实验法。利用层析、电泳、同位素示踪、X射线衍射分析、示波器、激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在生理学、细菌学、生物化学、胚胎学、细胞学和遗传学等领域相继展开实验研究，并先后将这些分支学科转变为自然科学。

　　随后，医学及各门社会科学也纷纷加入了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的行列。医学逐渐从经验观察、理论思辨的方式，转变为以使用病例对照研究、队列研究、随机对照试验、回归分析、判别分析等实验方法为主的研究方式。心理学使用从生理学借鉴过来的实验法，以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创建的心理学实验室为标志，将自身从哲学母体中分娩出来，成为一门新兴的“心理科学”。在社会学领域，孔德否认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本质区别，主张将社会学命名为“社会物理学”，并参照力学的静态和动态概念，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将社会学转化为实证研究的社会学。在教育学领域，研究者在定性、思辨方法的基础上，逐渐引入调查法、量表法甚至实验法等量化研究方法，形成了所谓的“实证教育学”或“实验教育学”。在经济学领域，研究者以不涉及价值判断的形式，通过客观的方法来描述、解释、预测与控制人的经济行为，形成了主要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问题的实证经济学。在政治学领域，研究者强调以精确、量化的实证方法对政治行为及其互动进行经验描述，形成了旨在研究政治的“实然”而非“应然”状态的“行为主义政治学”。总之，这一轮基础研究“科学化”的结果，促使很多原先的“学科”转化成后来的“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的概念本身，也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得到认可的。

　　此外，还应指出的是，整个学科序列基础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进程，至今仍未停止，正在转向以前不敢想象、一度认为根本不可能“科学化”的“深水区”。一些当前仍只能称为“学科”的人文学科，在其基础研究领域内，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科学化”的研究取向或分支学科。比如，当代很多新兴的交叉学科，如神经经济学、神经教育学、实验伦理学、实验哲学等等，它们的出现并不是因为找到了不同于以往的研究对象，而是在研究领域内，运用了以前难以使用的新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尤其是实验的方法(如最近兴起的具身认知心理学就是对身心关系这一古老的哲学问题进行实验研究的典范)。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些学科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列入科学的殿堂。

　　(二)社会技术:应用研究的“科学化”

　　物理学、生物学在基础研究领域的成功，导致了应用研究领域“技术”的迅速出现。广义的技术是指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本身的全部活动，所应用的一切手段和方法的总和。但在很长时期内，运用物质手段，以改造自然为目的，在自然科学应用研究的基础上直接生成的“自然技术”，一直是“技术”的代名词。这是因为，在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科学化”之前，应用研究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以改造社会为目的的“社会技术”只不过是一种空想。

　　但是，随着整个科学基础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社会科学取得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逐渐出现了“政治技术”、“社会组织技术”、“社会心理技术”等与“自然技术”分庭抗礼的“社会技术”。所谓社会技术，是社会主体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解决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性知识体系。它主要属于社会科学应用研究的范围，是一种以实践应用为目的的知识体系，但本身并不是实践应用。

　　社会技术出现后，成为了科学技术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为社会科学在应用研究层面的“科学化”开辟了一条类似自然科学的道路。举例来说，人们既可以利用自然技术改造自然，使之符合自己的主观需要;也可以利用环境社会技术，有效地减少自然技术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现象。人们既可以利用生物技术来提高农业产量，也可以利用制度性技术、组织性技术、教育技术及文化技术等社会技术，促进农业技术的创新与传播。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技术与社会技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着人类的实践。比如，对于心理治疗者而言，他们既可以采取类似于“自然技术”或“生物技术”的途径，利用心理药物治疗来改善病人的神经生理机能，进而改善病人的心理状态;也可以采取类似于“社会技术”或“心理技术”的途径，利用认知疗法、行为疗法、人本疗法或精神分析等心理治疗技术，直接改变病人的认知、情感甚至人格。

　　(三)循证实践:实践领域的“科学化”

　　相比研究领域的“科学化”进程，整个学科序列实践领域的“科学化”进程要滞后得多。

　　越是靠近人文学科一端的学科，其所面对的对象比物理世界更为复杂，研究得来的规律比自然科学更为特殊、具体，只在一定条件下、一定领域中及一定时空内起作用。因此，这些学科(如社会学科)的基础理论，比成熟的自然科学理论更为具体化，更难形成成熟的“技术”，更难将实践转化为“理论的直接应用”。

　　但是，总是以某种理论作为指引。当科学的理论不足以指导实践时，常识理论或个人经验就会毫不犹豫地占领这些领域。比如，在医学领域，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新的药物与新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但有些医院，尤其是一些小诊所，医生仍然在根据个人经验、陈旧的教科书及代代相传的专家意见进行治疗。他们可能花100元来治疗10元就能治好的病，用10天的时间来治疗1天就能治好的病。总之，在没有比较、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医生可能会长期地按照自己的经验进行治疗，误认为自己的治疗方法是最为经济有效的，而从未意识到他们原本可以采取更为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这种医疗模式中，医生的从业年资，在某些时候可能与疗效呈负相关)。

　　同样的情况，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也屡见不鲜。比如，某位中学英语教师一直喜欢“逼迫”学生死记单词、硬背条条框框的语法，不愿意创设应用语言的情境。他数十年如一日地用着同样的方法教学，并自信地将学生的成功归因于他的有效教学，把学生的失败归咎于学生自身的缺陷。他毫无顾忌，从不反思，直至退休时，看到自己桃李满天下，还欣欣然焉。他看不到，也从未想到过，很多非常聪明但不适应他的教学方法的学生，因为他的无效教学而耽误了一生。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中，这位老师无须承担任何责任，甚至他自己也从不会觉得愧疚。尤为不幸的是，如果他手中握有权力，他极可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推广自己所擅长的教学方法，使更多无辜的学生受到伤害。

　　这样一种基于常识与个人经验、缺少监管且时常与科学理论脱节的实践方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社会科学的主流实践方式。当然，人们一直在努力将自己的实践方式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但在基础研究领域“科学化”、应用研究领域“技术化”之前，科学的理论本身尚在建构之中，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改变与之关联的实践形态。这也为当年的医学、社会科学及当前的人文学科解释自身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提供了合法的“理由”。

　　但随着享受到成熟自然科学精准、可预测、可控制、可重复实践方式民众的数量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长，人们逐渐对这些学科实践领域的“不作为”失去了耐心。这种不满夹杂着其他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迫使社会科学发展“社会技术”，时时处处以科学的研究证据为基础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试图实现实践领域的“科学化”。

　　这一轮实践领域的“科学化”已经开始。它同样是以物理学、化学等的实践方式(工程)为模范，以生物学为先导，再从医学逐渐扩散到社会科学。比如，在生物学中，很快就出现了细胞培养、细胞融合、基因操作、单克隆抗体、酶和细胞固定化以及连续发酵等技术，形成了类似工程或技术的实践方式(即所谓的生物工程或生物技术)。紧接着，医学的实践领域(尤其是临床医学)也着手推动“科学化”的进程。但是，正如上文提到的学科序列顺序，医学处于整个序列的中间位置，有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性质(心理学亦自称如此)。显然，它的实践领域的“科学化”不能完全仿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时代在呼唤着一种既能顺应这一理论冲力，又能考虑到学科特殊性质的新的实践方式。果然，在各门学科基础与应用研究领域纷纷推进“科学化”的同时，大致在20世纪80－90年代，医学的实践领域凭借自己的独特的学科位置，综合考虑了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特性，最先取得突破，形成了“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并最终促成了一种名为“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practice)的实践方式。

　　三、社会科学的实践如何“科学化”:来自循证医学的启示

　　(一)循证医学的内涵及历史发展

　　理论上的逻辑发展只是提供了一种必然性，它的最终实现还需要一个合适的时代环境。此处暂时按下理论的发展逻辑不表，先来简要回顾一下医学发展的时代背景。

　　在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各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对民众健康服务的投入逐年增多。以美国为例，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政府为推动社会福利制度，推出了面向老年人的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与面向穷人与低收入者的医疗补助制度(Medicaid)。一时之间，美国的医疗费用迅速增长，人均医疗费用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高投入并没有带来高收益，国民的健康情况仍然不容乐观。愤怒的民众在官方及学者的有意或无意的引导下，将矛头指向了缺乏监管的医生。他们认为医生是医疗改革的重要障碍。一方面，医生准入门槛较高的、相对具有封闭性的专业知识体系，使他们拥有超越病人及监管机构的权力。他们可能通过提供不必要的服务，从病人或保险公司那里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医生可能因为疏懒或知识陈旧，而未采用当前最好的治疗方式进行治疗，使得病人与国家遭受巨额的生命、财产损失。

　　民众的不满最终导致了新的法律出台。1973年，美国健康维持组织(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HMO)通过一个法案条例(Actof1973)，对医院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并于1983年，推出了当今赫赫有名的按病种付费系统(Diagnosis－RelatedGroups，DRGs)。这一系统的出台改变了政府与保险公司关于医疗方面的付费方式，规定政府对联邦医疗保险的病人只按系统目录的固定价格付费。而且，政府还认为医院不应该向享受联邦医疗保险的病人收取治疗利润及管理费用(有时付费价格只有医院牌价的40%)。这样，政府支出的医疗费用确实大幅减少，但医院的利润也因此锐减。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医院也不得不另谋出路，开始改变原有的医疗体系，通过合资、合并及优化管理等方法来提高医疗效率、减小医疗成本，形成了健康维持组织等医疗联合体，所谓的管理式医疗(managedcare)就在这一背景下逐渐兴起。

　　管理式医疗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法来达成自己的目标:(1)通过组织一些机构，从管理上拉近医生与病人的距离，节省中间的管理费用;(2)将保险的部分资金用于预防疾病的发生;(3)严格监管医疗进程，要求治疗者尽量使用现有的、最佳的治疗方式，保证医疗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治疗疾病。第三种方法是管理式医疗最重要的方法，它与医学实践领域“科学化”的理论冲力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只有运用“科学研究”，促使实践领域的“科学化”，才可能找到所谓的“最佳的治疗方式”。这样一种基于证据的医疗理念，披上科学理论的外衣，最终获得了一个能令人望文生义的名字，即“基于证据的医学”(在中国译为“循证医学”)。循证医学诞生后，得到了官方、民众的双重认可，迅速发展成为一场横扫整个医疗领域的循证实践运动(evidence－basedpracticemovement)。

　　当前有关循证医学的定义很多，其中最为经典的定义是由“循证医学之父”Sackett提出的。1996年，他发文指出循证医学就是“医生严谨、清晰、明智地运用当前最佳的证据来为患者个体进行医疗决策”。循证医学为临床医生的实践提供了一种临床决策的方法与手段，代表着21世纪临床医学的主流方向，美国的纽约时报杂志将其评为2001年度最具突破意义的思想之一。

　　它将医生的临床技能与研究者的最佳证据整合起来，使研究者、病人、医生三个方面都得到了相应的考虑:(1)研究者关注实践问题，提供解决问题的研究证据;(2)医生从诊断、治疗、评估到预后均要遵循或参考相应的治疗指南或研究证据;(3)病人的价值观、主观意愿得到重视，病人也可以基于证据参与治疗决策，选择自己喜欢的治疗方案，主动地参与到治疗的过程中。

　　(二)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确立证据分级标准，开展循证实践

　　循证医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以往“经验医学”的实践方式。它试图摆脱个体经验的偏见，使治疗实践完全基于严格的科学证据的基础之上，在医学范围内，初步实现了研究与实践的统一。

　　医学实践要讲证据、要以科学研究证据来指导。但在日常治疗实践中，各种研究证据往往龙蛇混杂，有时甚至相互矛盾，哪些内容才可称之为证据?同时，针对同一病症的证据很多，哪些证据才是最佳证据?如何检索与寻找最佳证据?循证医学通用的实施步骤是什么?如何保证没有经过循证医学专门训练的人，也可以进行循证治疗?对于这些问题，传统医学并没有做出很好的回答。循证医学尽管也没有完美地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

　　因此，循证医学的最大贡献并非是提出了遵循最佳证据的原则，而是提出了一种确保人们遵循最佳证据的方法。这一方法就是将所有的研究证据进行分级，把当前所能得到的级别最高的证据当作治疗的最佳证据。一般说，随机对照实验研究、系统综述获得的研究证据级别最高;准实验研究、相关研究、病例研究得来的结论级别次之;教科书建议、个人经验、专家意见等级别最低。在治疗疾病时，应优先根据高质量的研究证据进行治疗，只有在高级别证据不存在的前提下，才允许使用低级别证据所提供的方法进行治疗。

　　这样，循证医学顺利地完成了两次转换:将“最佳实践”转换为遵循“最佳证据”，再将“最佳证据”转换为“级别最高的证据”。也就是说，循证医学通过遵循当前最高级别的证据，来确保自己的治疗实践是最佳的。循证医学在找到这一理论后，最为难得的是，它开始了真正的行动。其拥护者在全球范围内搜集研究证据，对证据进行评价，组成巨量的证据数据库(如考科蓝数据库、坎贝尔数据库)，针对具体的病症，将最佳的证据推荐给全球的医生或病人。理论上，所有的医生不管身处何方，只要能上互联网，他就能实践循证医学。

　　循证医学有着相对固定的实施步骤，为所有医学实践者提供了一种实践的基本范式:(1)结合临床上碰到的各种疾病诊断、防治、预后上的问题，以简洁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如专门的PICO格式)。(2)收集有关问题的资料。根据上述临床问题上网检索相关文献，先检索针对这个临床问题的系统综述和实践指南。如果没有，再到Medline等数据库进行文献检索，寻找原始文献。(3)评价资料的准确性和有用性。如没有找到有关的系统综述或元分析，则应根据科学标准，自己判定检索到的原始证据，确定证据可信度的级别，再决定应用与否。(4)在临床上应用这些有用的结果。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与病人的主观意愿，在检索到的证据基础上进行治疗决策，用有效的新的治疗方案替代那些落后、繁琐、效果差、不经济的治疗方法。(5)对上述4个步骤进行总结反思。对研究证据所支持的治疗方法的结局进行评估，总结经验，指导以后的医疗实践。

　　四、社会科学的第三次“科学化”浪潮:以循证心理治疗与循证教育学为例

　　循证医学出现后，“基于证据进行实践”的理念迅速成为一股思潮，在各门学科的实践领域催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循证实践运动。它像是在平静水面上投下的巨石，首先在中心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了整个医学领域，形成了循证心血管病学、循证护理学等学科;然后迅速向周边扩散，形成了循证心理治疗、循证社会服务等学科;最后向整个社会科学的实践领域推进，形成了循证教育学、循证管理学、循证图书馆学等多门新兴学科。下面，本文以循证心理治疗与循证教育学为例，来谈谈社会科学是如何进行循证实践、如何“科学化”的。

　　(一)循证心理治疗

　　“循证心理治疗”(evidence－basedpsychotherapy)是循证医学向邻近学科渗透时，最先形成的领域。它是指治疗者在意识到病人的特征、文化与偏好的情况下，将最好的、可供使用的研究证据与治疗者的专业技能整合起来，以指导心理学的具体实践。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者提供最佳证据。循证心理治疗的证据既可以是基础研究者在实验室情境中获得的研究结论，也可以是应用研究者在真实情境中得出的“临床发现”。它的来源有多种，临床观察、质化研究、系统的案例研究、单一个案实验、人种学研究、自然情境中的生态研究、随机对照实验以及元分析等得来的结论均可作为临床证据进行使用。但是，这些证据不尽相同，有些结论甚至相互对立。一般认为，只有能对下面问题进行正性回答的证据才是“最佳证据”:(1)研究方法是否“科学”;(2)研究样本是否具有代表性;(3)研究是否可以作为指南、原则来指导实践;(4)研究是否可以向临床实践情境推广或迁移;(5)是否在足够充分的研究证据基础上得出结论;(6)是否适用于其它种族/民族或边远地区人群。

　　第二，治疗者的临床技能。临床技能是治疗者在临床过程中进行诊断、评估、干预、决策、到循证实践预后等实践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其目标是在综合考虑病人的文化与偏好等因素的基础上，将最好的研究证据与临床数据整合起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它的内涵很广，检索与使用最佳研究证据只是临床技能的一种。

　　第三，病人的特征、文化与偏好。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治疗者不仅要关注已有的研究证据及相应的临床技能，还要充分地关注病人本身(如:病人的年龄、性别、性别认定、依恋、社会化、社会认知、宗教信仰、性取向、道德及情绪发展等因素)。而且，在关注病人时，不仅要关注病人的具体病症，还要关注病人的个人特征、文化与偏好(如病人所处的种族/民族、社会阶层、家庭背景、经济实力及一些情境因素)。

　　熟悉心理治疗的人都了解，心理治疗领域有认知疗法、行为疗法、精神分析等多个不同的治疗流派，每个流派都对心理疾病本质持有不同的看法，也拥有着完全不同的治疗技术(类似于社会技术)。具体的治疗方案更是层出不穷。据不完全统计，有关心理治疗的具体方法已经有300多种。如此多的方法或技术，哪一种是最好的?针对具体的病症(如抑郁症)，该采用哪一种治疗方法?这些困扰实践者的问题，都不是应用研究层面所能回答的。各种技术的拥护者，由于“理论忠诚度”(theoreticalallegiance)的影响，都会宣称自己的疗法是最好的。因此，在具体的实践领域，治疗者必须以“科学”的方式来进行甄别。这正是循证心理治疗所要做的。循证心理治疗效仿循证医学，提出了专门的证据分级标准。针对不同的心理病症，不管是哪个流派，也不管是哪种方法，只要它的疗效在当前是最好的，已经得到了研究的充分证明，那它就是当前最佳的治疗方式。如果出现了更好的治疗方法，研究证明它的疗效比当前最好的方法还要好，那它又成为了新的、最佳的治疗方法。循证心理治疗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它有着固定的实施步骤，制订了大量的治疗指南、标准与手册，建立了大型的证据数据库，越来越多的心理治疗者参与进来。当前，已经没有人讨论是否需要循证心理治疗，也没有人质疑它即将取得的主流地位，正在着力讨论的是该怎样实施与执行循证心理治疗。

　　(二)循证教育学

　　循证教育(evidence－basededucation)是循证实践运动在社会科学领域全面展开时诞生的。

　　教师与医生的工作的对象均是人，目的都是希望服务对象变得更好。只不过医生是通过治疗生理疾病救人，教师是通过心理的教育、矫治，促进人的成长。但教育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确实比医学要大，影响教育的因素更多，教育规律也更具体化。因此，两者遭受的历史命运不同。在美国开始医疗改革，医生处在风口浪尖饱受质疑时，教师还受到民众大度的宽容。

　　但是，当医学领域的实践被循证化以后，人们对教师的期望值就史无前例地升高了。教育改革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官方的议事日程。1996年，美国学者Hargreaves在一次教师培训机构进行演讲时提到了循证教育学的理论。他认为教师与医生在进行实践决策时，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不同的是，循证医学诞生之后，医生在决策时会遵循严格的科学证据，而教师却仍然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经验。因此，他提出，教育领域的实践也应该严格地遵循研究证据，让孩子最大限度地受到更好的教育。因此，人们世世代代所持有的“让孩子们接受最为科学、有效的教育”，从一种理想逐渐向实践方向推移。

　　2001年，美国政府颁布了《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NoChildLeftBehindActof2001，NCLBAct)，在该法律中反复提到“基于科学的研究”(scientificallybasedresearch)一词，要求教育实践者遵循“基于科学的研究”进行实践。所谓“基于科学的研究”是“应用严谨、系统、客观的方法来获得与教育活动及教育政策相关的可靠、有效知识的研究”。它具有如下特点:(1)在观察与实验中采用系统、实验的方法;(2)通过严格的数据分析来验证假设以及证明结论的普遍性;(3)通过测量与观察的方法为评估者、观察者提供具备信效度的数据;(4)使用实验或准实验方法;(5)保证实验研究以充分、具体的形式呈现，以便该实验可使别人重复操作;(6)实验的结论能受到专业学术期刊的认同，或是能通过多数独立研究专家相对严格、客观、科学的评论。那么，如何促使教育实践者遵循“基于科学的研究”来进行教学活动呢?深受循证医学影响、以循证实践为目的的循证教育学似乎成了人们唯一的选择。

　　所谓循证教育学，是指“在教育过程中将专业智慧与最佳、有效的经验证据整合起来进行决策”。它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循证教育学为参与教学实践的教师、学生、家长及教育行政人员提供了一种科学实践的理论，并为这种理论操作化，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支撑。学者们在政府的组织下开展了大量的教学研究(如:美国“国家阅读小组”承担了一个“阅读优先”项目，为使每个孩子到三年级时都可以熟练的阅读，进行了多达10万次的试验研究);而且，美国教育部还建立了奉行循证教育学理念的有效教育策略网(WhatWorksClearinghouse，WWC)，将“如何提高女生学习数学的兴趣”等经过评价的教学策略，免费传播给全世界的教师、学生、家长及教育政策的制订者。

　　与循证医学类似，循证教育学不仅是一种教育学的价值理念，还具有实实在在的实践框架，有着相对固定、成熟的实施步骤(可总结为五个A)。(1)提问(Ask)。确定在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况，确定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将此问题进行PICO格式化，以适合检索的方式呈现出来;(2)获取证据(Access)。查看是否已经有解决该问题的指南，如果没有则登录相关数据库，检索可以回答上述问题的所有证据;(3)批判评价(Appraisal)。评价检索到的所有证据的正确性、有用性，找出最佳证据;(4)应用(Apply)。实施最佳证据所提供的治疗方案;(5)评估(Assess)。对所做的工作进行评价，为今后更有效地开展循证教育学总结经验教训。

　　五、小结

　　社会科学的循证实践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与循证实践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些新的分支学科或实践取向。如:循证心理治疗、循证社会工作、循证管理学、循证教育学、循证犯罪学、循证政治学、循证法律学、循证图书馆学、循证经济学等等。这些新兴领域尽管诞生时间不同，发展水平相异，实践范围也有大有小，但它们本身就是各门社会科学实践领域“科学化”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社会科学正在开始进入实践领域“科学化”的新阶段。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深化，社会技术将不断丰富，针对具体实践问题的研究证据亦将越来越多。社会科学可以主动投身于循证实践运动，确定严格的证据评价与分级标准，制订实践指南、标准与手册，建立大型的研究证据数据库，免费传播给全世界每个参与社会科学实践的实践者。从而将以往主要基于常识与经验、单兵作战、缺乏有效监管并时常与科学理论脱节的实践方式，转变为严格遵循研究证据、以“最佳证据”保证“最佳实践”的循证实践方式。我们希望，随着社会科学“科学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将来的人们在从事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能够自觉地摆脱陈旧习俗的羁绊，抛弃权威、教条的枷锁，警惕模糊经验的自动加工，将实践决策及实践的具体过程放在阳光下进行审查。既遵循自然科学证据改造自然，也遵循社会科学的最佳证据进行社会实践:心理治疗者循证治疗，社会工作者循证服务，教师循证教学，企业家循证管理，政府循证制订政策，警察循证刑侦，法官循证审判……从此，人类将自身紧密地整合在一起，彼此协作，共享社会科学获得的理论知识，将自己的实践建立在正确、高效、公正与透明的证据基础之上，积极关注实践的效果并进行及时的评价，让实践“止于至善”。